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表達了一種對生命的敬畏、對生與死的思考以及對精神層面和世道人心的擔當。

這是一部跨文體寫作的作品，通過對10多個鄉村自殺者的尋訪，記錄了他們走向絕路的心理歷程。作家的采訪記敘完整真切，過程一波三折，然而，故事情節卻又有相當文學性的描繪，對人物、事件講述得繪聲繪色，形成了十分強烈的文學效果，有著相當的思想和內涵的沖擊力。從敘述內容看，紀實是其核心，真實是其靈魂，而文學的剪裁和精心的組合，形成了富有張力的人生內容和社會內涵。

更重要的是，《生死十日談》并不是專門寫死亡，寫走向絕路的人們的精神狀態，也有對生的期待、對生者的撫慰、對如何有尊嚴地活著的文學表達。“十日談”選取了世界文學中熟悉的名字，不獨是為了時間段的劃分，也是因為這個600多年前講述愛與生命的文學名著，對于在遙遠的東方國度里的當今人生也是一個頗有意義的借鑒。何謂生與死，如何善待生命，成為那些生活在底層的蕓蕓眾生者應當正視的。生死者，關乎社會人生，精神心理疾患，成為障礙社會人生的生命源動力；生命如何發展，生活的風帆如何順勢而發，這些最為簡單的人生課題，卻被更多的人們習焉不察，也被社會所忽略。有良知的文學，有良知的作家，不應當忽視這樣一個大題目。

 一個偶然的機會，孫惠芬接觸了自殺者事件，于是，她與幾位研究此專題的學者、學生同行，以各種方式獲取眾多的第一手資料，以文學的名義記錄下10多位活生生的生命走向絕路的過程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們的反應。這些生命的自戕自虐，令人扼腕——如因為“一泡屎”而斷送婆媳兩個生命，“回鄉A計劃”沒有來得及實施開煤氣自殺的大學生耿小云，等等。她們多是女性，生命燦如夏花，卻走了極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為情，有的因為窮，也有的因為愚昧、軟弱。作家寫她們，是期圖這樣的故事不再重演，讓他們的生命即使消失，也得到應有的尊重，為那些心理疾患者也為社會敲響警鐘。

孫惠芬的理想是關注時下鄉村中最為底層的弱勢者們，從他們非正常的死亡中找到病象的根源，比如，窮困、愚昧，比如偏執的個性、社會的隔膜、舊有的習俗等等。同時，作者更想表達對于他們個體生命應當有的尊重和理解，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每一個生命都應當有尊嚴地活下去。所以，孫慧芬在作品中多次寫道，即便是發展了的鄉村，人們認了宿命、信了天命，但他們作為當事人應當有自己的尊嚴。比如，51歲的劉國勝的故事，盡顯人心的悲涼，卻在無奈與無助中求灑脫。較之男人們，那些鄉村中的女性雖歷經生命的摧殘，卻也有堅毅的人生向往。作家從眾多的生命個體出發，書寫她們的人生境遇、心理境況，她們“堅定，堅硬，雖偶爾從言語中流露出內心深處的苦楚，靈魂中的糾結，但你絕不要指望她們會向自己的內心低頭”。從而為那些女性的負重、忍隱、堅強進行呼號。

孫惠芬是有悲憫情懷的作家，《生死十日談》有著復雜的人文情感，一方面，面對死亡的生命，尋訪和研究自殺者的行為動機，找尋社會的人文病因；另一方面，讓逝者的生命得到應有的尊重，讓這個社會對于任何一個生命的消失，都應當有著寬容與理解，同時，也厘清產生這些特殊現象的社會原因。由于作家對于這塊土地(遼東鄉村)的熟悉，她在作品中，每有對于鄉村生活的描繪，則多與自己的體驗與感知相聯系，對于當下變化的和不變的鄉村內容的認知，又與個人的生活經歷相關聯。此外，對于人生的活法、生存的狀態、社會的辦事效率、職業者的特權意識等諸多社會肌體中的不良現象，作者也常常做出精致而理性的點評、闡述，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紀實的非虛構，有著擔當與真實、直截的品格，也是其文體之長。

今天，許多的精神疾患者需要醫治，或許，文學的治療可以讓他們的生命得到慰藉、得到綻放——這也許就是《生死十日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