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覺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的時候撫摸自己的發膚
    生了疑問：這是誰的身體？
 

                                             ——馮至《十四行集》
 

 

甲

    三十歲之后，時光兵分兩路，一路催我衰老，一路讓我親見自己的衰老而憂心忡忡。

乙

比我更憂心忡忡的是我的祖母。在時光傾軋之下，此刻，她所有的心事都化為嘆息，而這積蘊了八十六年的嘆息，仿佛比黑夜更沉重的空氣，在她狹小的屋子里盤旋，甚至只在她的喉嚨和唇齒間，徘徊往復。老實說，我懼怕走進她的屋子，懼怕呼吸那沉重而陰涼的氣息，也懼怕與她蒼老的眼神對視或對話，即使她是我的祖母。不單如此，一直以來，我都本能地抗拒與老人過于密切的接觸，似乎他們身上乃至四周都籠罩著某種令人不安的東西（比如莫名的氣味），有時不得不和他們共睡一床時，便全身繃得緊緊地，一動不動，頗不自在。以前我以為自己難以靠近的是他們那枯瘦如柴皺褶遍布的身體，現在我才明白，那令人不安的東西其實是層層累積、沉淀、發酵的時光，是一種過早預知又無可避免的存在。
    在故鄉羅嶺的這幾年，祖母幾乎整日躺在床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的身體似乎成了床榻的一部分，或者說她就是一張床，瘦硬的骨頭仿佛床板，殘余的皮肉仿佛床單和墊絮，每天她就睡在自己的身體里，從白晝到黃昏，到黑夜，再到黎明。黎明時分，她最先聽見后院的公雞打鳴，一聲長，一聲短，一聲尖銳，一聲低沉。她早就醒了，對于她來說，醒和睡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因為很久以來，她的黑夜和白晝沒有界限，也都沒有夢，只有微闔的雙眼，或身體某個地方迷迷糊糊的疼痛，她努力想要進入夢境，然而卻只能在夢的邊緣踟躕。她為此憂傷，并充滿恐懼，而這恐懼自然并非是因為無夢可做，而是因為她總感覺有個人就在她的窗外，向她招手，然而，她卻閉口不語那個“人”究竟是誰。
    死亡，實際上早已被提前預告，比如那停放在樓梯下蓋著紅布的壽材，正安靜地等待著一個人最后的歸宿。我已見過許多親人，比如祖父，外祖母，外祖父等，前仆后繼地走進那小小的木頭房子里，三年后，終葬于山坡之上，泥土之下：在羅嶺，這至今仍是所有老人最向往、最安詳的死亡程式。或許在二十年前，當祖父先她而去的時候，祖母就已經為自己設想了這樣的儀式和過程，只是她沒料到我們也未料到，她那孱弱多病的身體竟然能一直支撐到現在，可能還將繼續撐下去，生的燭火硬是在死的陰影里放出微光來，無怪乎母親形象地稱其為“彎彎扁擔”，這“扁擔”既指向她那佝僂蜷曲的身體，更指向她韌性十足的生命。為此，她感謝并樂于告訴我們那個冥冥中保佑她的人，當然，這個人不是天天照料她飲食起居的她的兒子或兒媳——我的父親母親，而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或者更準確地說，觀世音菩薩是她心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神。
    心中有神的人無疑比那些行尸走肉活得長久，也總比那些心中有鬼的人活得更自在坦蕩。敬神猶神在，沒有文化的祖母對此是深信不疑的，而我們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從何時開始信佛的。我只記得許多年前，當她出門和幾個老頭老太打紙牌回來的時候，常常質問“誰動了我的菩薩”，毋庸置疑，那天她一定輸了錢。現在，每天清晨，她都艱難地爬起身，緩慢地移步到屋角的方桌前，恭恭敬敬地在觀音瓷塑像面前點上三柱香，雙手合十，念念有詞。她翻來覆去默念的其實也只有“阿彌陀佛”四個字，然而已是足夠，即使她懂得更多的佛經又如何呢？悲歡離合，生住異滅，也莫過于一聲“阿彌陀佛”吧。
    她瞇著渾濁的眼，默念著，一遍又一遍，太陽就升起來了。
 
 

丙    

春天。我站在“家庭用人體秤”上，兩個準確的數字顯示我此刻的體重，或者說，我具象的身體在一瞬間獲得數字化的抽象描述。然而，這究竟是對構成“我”的全部骨骼（包括結締組織、神經組織等）和血肉的結構描述，還是對“我”的本質描述？我想起那些在磅秤上最后一次表明自身價值的生物，它們的血肉之軀和短暫生命，同我們的一樣值得尊敬。我們與它們有著一樣的呼吸、吶喊、憤怒、沉默、愛以及生死等過程，不同的只是語言、思維以及命運，就像是兩個重量各異、語境不同的詞語。
    命有多重？我突然思考起這個看似虛偽的問題。
    命運是看不見的存在，是不可逆的主觀經驗的歷程，它仿佛星空，漂浮在每個人的頭頂，又好似稻草，緊攥在每個人的手心。許多人在春風得意時感受到它的輕盈與暢快，許多人又在茫然失意時感受到它的沉重與無奈。許多人把它當作玩世不恭、游戲人間的借口，許多人又為它背負道德倫理、形而上學的十字枷鎖。命有多重？是我們出生與死亡時體重之間的差異，還是我們的心在入世與出世之間搖晃不定的失衡？
    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父親，我不知道他會如何回答。年輕的時候，他告訴我上山下鄉、民辦教師以及剛出生的我多么肥胖；退休之后，他告訴我他的血壓、越來越重的鼾聲和越來越少的性事，他從未告訴我他這一生的重量。母親也不曾說過，賣魚的時候她斤斤計較，但卻從未把自己的命運置于那小小的秤盤之上，雖然她的命運并不比那些魚好多少，或許在她眼里，命運就是魚。他們共同認可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一個人的命是天定的，好也罷，壞也罷，信也好，不信也好，是拗不過的，只能順其自然：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早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吧。其實，反抗也是有過的，只不過在他們心頭積淀得越來越多的，不是事在人為的豪情，而是天命難違的無奈：人命終究敵不過天命。現在，他們在勞作了一輩子的故土上，過著最平淡而安靜的晚年生活，命運已成往事，好好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我還沒有到達像他們那樣認命的年歲，所以對于我來說，命運還像是鎖在匣子里的預言，儼然設定卻又依然懸而未決。有一天，突然發現網上有這樣的“算命”游戲：出生年月日和時辰對應一定的重量，加起來的重量就是某個人“命的重量”，對應于四句批注詩。按此要求，我計算了一下自己的命的重量：五兩一，相對應的批注詩是：“一世榮華事事通，不須勞碌自亨通，兄弟叔侄皆如意，家業成時福祿宏。”我不禁對我的“好命”大笑起來。
 

  丁

太陽好的時候，祖母偶爾也會把藤椅推到大門外，曬曬太陽。或許是因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那個時候的她，總讓我想起一截完全氧化的廢鐵，在陽光里升騰起黑色的煙霧，又慢慢消散。或許，我們成年后的身體也如這般，一點一點地被氧化，被耗散，無論是在陽光底下，還是在黑夜之中，只是我們看不見或不愿看見罷了。
    偶爾有幾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婆，顫巍巍地來看她。她們用言語和手勢相互比劃著。那些死去多年的誰和誰，借著一個個墓碑上的名字起死回生，又轉眼沉到整個村莊的歷史之中。那些早已湮沒無聲的舊史，仿佛善本經書，甚至猶如天書，在屈指可數的若干老人的記憶里殘缺不全地保存著。當有一天他（她）們都復歸塵土的時候，這部書便一同歸于沉寂，而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在村莊的大地上新添幾個墳冢，在村莊的斷代史上增加一個標點而已。他（她）們是“空巢”里飛不動的鳥，是某個家族最后的象征，是一個村莊最后的隱喻，也是“老齡化”國家名副其實的主人。或許他（她）們早已習慣了我們口頭上潦草的關心，而當我們沉默的時候，他（她）們反倒開口，關心起我們的身體和心理來。我們不會因此而慚愧，他（她）們也不會因此而難過：這似乎是一種倫理公約，帶著溫情與冷漠的雙重表情。
    陷在藤椅里的祖母，小心地挪動著身子。她讓我找來“活血止痛膏”，幫她貼在膝蓋上。我曾幫她剪過腳趾甲，那時怎樣的腳趾甲呢？指甲仿佛長進肉里，或者說，肉好像長成了指甲，分辨不清。她慢慢卷起褲腿，露出小腿和膝蓋。這里腫了，她說。她低頭撫摩著自己的下肢。只剩下骨頭了，她又說。還有皮呢，我說。止痛膏是否能真的阻止她的疼痛，我沒有問，我只看到她的胳膊上、腰上都貼滿了止痛膏，或許她只是需要一樣東西，阻止疼痛的蔓延，就像她每日虔誠地禱告，以阻止死神靠近一樣。一切于她都只是延緩和推遲。顯而易見，她所剩無幾的時間也已瘦得皮包骨頭了，如果時間能夠貼上止痛膏，估計她也會毫不猶豫地貼上去。此刻，她所眺望的村莊也已老弱病殘，兩代的血肉都已無償地奉獻給了城市，剩下的只是皮囊和骨頭，支撐著越來越瘦的田地，和越來越粗重的呼吸。或許也應該給它貼上一塊止痛膏，不是在皮上，也不是在骨頭上，而是在心上。
    不久，來的老太婆又少了兩個，我無語，祖母也愈發黯然：她們永遠不會再來了。
 
 

      戊

夏天。八月照相館。當母親把我肉的身體放進臉盆里的時候，我的手里正握著一個木制的小玩具，我清澈而專注的眼神一下也沒有離開它，所以我沒有注意到照相機的鏡頭已經對準了我。我抬起頭，隨意地朝前方望了一眼，于是便定格了此生的第一張黑白影像——在出生一百天的時候，在一個搪瓷臉盆里，漫不經心。
    對肉身的漫不經心，是否意味著一種對比肉身更崇高的東西的禮拜？比如那個小小的玩具以及它所帶給我的喜悅？其實，那時的我也只不過是沒有主體概念的“玩具”或是大人的“游戲”罷了，吃喝拉撒睡，只表明一種生命的本能，卻并非一個真正的“我”。我在等待一個“鏡像”，只有從那面鏡子里，我才發現了“我”，并由此而突然發現與“我”相異的母親、父親以及“我”之外的整個村莊乃至整個世界。許多年后，我才懂得，“我”首先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一個在生存的東西，其次才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我在故我思”，當我沉默的時候，身體即是我的語言以及我存在的意義，參與自我歷史與我所在的歷史的構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理解了梅洛-龐蒂，并因此而拒絕了笛卡爾式的揚心抑身的身心二元論。
    同樣地，在我看來，城市是鄉村的鏡像，鄉村首先應該是一個有生命的地方，一個在生存的地方，其次才是一個在城市化進程中不斷更新的地方。而這種更新不是以城市的思維割裂自己的身軀，不是與自己的前史一刀兩斷，更不是為鏡中的虛像而舍棄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存的可能，只有身心統一、“先在”的鄉村，才能作為與城市相異而又心心相印的真實存在，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消逝。這一過程，不是游戲，而是生命的進化。
    與鄉村漫長的進化相比，個人無疑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那張我八歲之前唯一的照片，很久沒再出現過，仿佛和那家照相館一樣消失或隱匿了。比照相館消失得更快的，是照相館老板的兒子，十多年前，他死于白血病，那時，他剛剛二十歲。我的腦海里依然有他模糊的面孔，清瘦的，蒼白的，仿佛被水洗過的黑白照片。他的遺照應該還掛在他父母的臥室里，常常被擦拭得干凈，只是我也未再見過。多年后，我遇見他的父親，在和舅舅下棋，他的母親，在和舅媽打麻將，而他們僅剩的女兒也已結婚生子了。我想，他們更好地活著，也正是為了讓他更好地“活著”，活在他們的身體和記憶里，活在他們的生命延續里——永遠二十歲！
 
 

       己

 
 

     庚

秋天。佛陀說，你是自己的主人。而我想說，你只有“翻身”才能做主人。身體是一座山，翻過去，你才是自己的主人，在這之前，你只是身體的奴隸，或者自我的覬覦者。然而，這“翻身”的過程卻是漫長而痛苦的。有的人恐怕一生都停留在自己的身體里，像個迷戀母親乳房的孩子，他享受并放縱自己感官的欲望，并對超越身體的一切形而上的東西（比如道德、宗教等）抱有懷疑和警惕，或者說，身體便是他的此在，便是他的宗教。他是耶穌和撒旦的孩子，是這個時代的畸形兒，又像是最符合這個時代的識時務者。只是，識時務者多了，奴隸便多了，甚至“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也就多了吧。
    我從哪里來？當我問母親的時候，母親說是石頭里蹦出來的，我信了，因為那個時候正在看《西游記》。另一種答案是“撿來的”，這三個字讓我在遭受委屈時常傷心不已。青春期的時候，我對自己和他人的身體突然有了好奇，這好奇是強烈而忐忑不安的，無法言明，只能故意藏得很深。更可笑的是，我以為別人（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在沒有什么“性啟蒙”的鄉下，凡是關涉困覺、親嘴之類的常被列為不潔的或見不得光的詞語，然而總有那些鄉野的粗話、葷話、孬話，反倒更激發了我從發生學上對“人從哪里來”的問題追根溯源的沖動。正是在那個時期，突然就在父親訂的一堆報紙里發現了一本《家庭醫生》，后來又發現了一本《人之初》，于是趁他們傍晚到菜地澆菜的工夫，迅速翻閱，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體器官，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各種疾痛病癥，仿佛突然打開的潘多拉盒子，沖擊著我的大腦。不久之后，我又“不小心”在父母的床褥底下發現一本小說，《廢都》（可能是盜版），那些欲言又止、神秘莫測的方框，盛滿了一個少年最原初最混亂的想象。在被文字敲打之后，我趕緊地把它放回原處，只感覺心慌氣短、心驚膽戰。如此這般，竟斷斷續續地讀完了整部小說。近二十年后，當《廢都》“重現江湖”并被重新評價的時候，我依然能想起那個“莊之蝶”來，只是，這只“蝶”還是莊生的那只蝶么？栩栩然，蘧蘧然，不過一場曉夢罷了。
    就在去年，我才恍然大悟：其實父親早就猜透了我“卑劣”的探究欲，只是他什么也沒說，而是將這些好不容易找來的“啟蒙”讀物，放在我能輕易找到的地方，他以他所能想到的而我又喜歡的閱讀的方式，及時化解了我身心的乃至青春的危機。那一瞬間，我在他的沉默寡言里真正感受到一個父親無聲的偉大。也正是站在他和文學的肩上，我才得以順利地翻過身去。我感謝TA們，以及那段隱晦的時光。
 
 

       辛

祖母在房里摔倒的時候，身旁沒有人。她喊父親的名字，耳背的父親在院子里看書，根本聽不見；她用盡氣力，又喊了幾聲，還是沒有人來，母親也出門打牌去了。她掙扎著想爬起來，卻動彈不得，一陣陣的痛從身體的四面八方一齊涌來。她只好側臥在地板磚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她仿佛瞥見誰又站在窗外，她趕緊朝觀音菩薩望去。菩薩應該是有千只手的，只是此刻，沒有一只伸向她。過了許久，父親忽然感覺空氣里似乎有些怪異，他走進祖母的房里，慌忙將她扶上床。她的額頭已經青腫了。她只是想扶著床邊的藤椅去趟廁所。
    已記不清這是她第多少次摔倒了。似乎每摔一次，她身體的某個零部件就要失去應有的功能。比如在一次摔倒之后，她左手的小指、無名指和中指便不能再彎曲，只好僵直著，仿佛蒸熟了的三根蟹腳。無論她承認與否，那些跟隨她一生忠心耿耿的身體部件，此刻已徹底停工了，也已無法再更換了，它們成了殘廢的擺設，最后的犧牲，這讓她更加難過。她的親人們似乎都在默默等待，她同樣只能等，等她身體結構的各個部分陸續地陷入停頓，等生命的齒輪自然而然地停止轉動，等一扇門緩緩關閉，等另一扇門為她打開。為此，他們彼此心照不宣。
    有多少人能帶著自己完整的、原裝的身體最后離開？那些先天殘疾的人似乎比正常健康的人更能保持原有的裝備，而后者卻常常處于種種意外的可能之中，一次交通事故，一次突然中毒，一次自我戕害，一次他人行兇，如此等等，都會讓身體的某一部分像闌尾一樣，轉眼間離我們而去，而那些植入體內或安裝在體外的人工機械，那些相伴終老的傷痕和痛苦，仿佛要提醒我們：“人”本來就應該是殘缺的，和這個世界一樣，一切堅不可摧、牢不可破的東西都是神話。正如此刻的父親，“起搏器”正守候在他的心臟旁，此刻的母親，口腔癌手術后下頜縫合的印記依然清晰：他們注定要帶著殘缺不全的身體（甚至靈魂）安度晚年。
    迎著月光，完好如初地平躺在床上，多么難，多么幸福！
 
 

          壬

冬天。裹著身體，在風里行走，每天的風都是新生的，卻一天比一天冷，吹得人眼底生疼。或許有一天，眼睛也會隨風而去，變為無法復原的膠片的暗影，就像曾經見過的那無數的風景和人物，都躲在自己的時光里，一點一點地消失，一寸一寸地老去。我懷疑自己的身體，此刻，它正在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慢慢拖入泥沼。是誰在消滅我們的身體？劈空而來的一句，從身體之外，不由分說地就飛進我的大腦里，仿佛讖語。
    女兒最先學會的語言不是我們的，甚至連我們自身都是語言的產物。現在，她四歲，開始懂得在識字卡片上找她自己的名字，懂得把毛絨小熊當作她的小寶喂她吃飯。她對我說，她還想要個妹妹。她不知道，她來到這個世界其實是不易的，雖然未經她許可，卻是恰到好處，不前不后，不早不晚，偏偏就是她“這一個”，繼承了我們的血脈。而在她之前或之后的那兩個未知的生命，卻沒她這么幸運了，他（她）們剛在子宮里萌芽，便被迅速扼殺了，仿佛透明的琥珀，瞬間消失于億萬年的暗物質中。對于有些人來說，生命不過是一次偶然、一次沖動、一次意外的結果，降臨塵世只是為了滿足非“我”的意愿，或是為了完成某種家族的儀式，人類生育的本能。生命仿佛是一次被動的歷險，從最初到最后：被孕育，被生成，被命名，被喂養，被教育，被馴化，被生活，被生病，被死亡，被懷念或被遺忘。許多人在這歷險后被歷史所銘記，更多的人在這歷險中即被歷史所湮沒；被銘記的自然不是他們的肉身，而是他們主動與“被動”對抗才留下的斑斑駁駁的名字，那是浴火重生的舍利，那是永垂不朽的符號。那些肉身不壞的菩薩，以及那些被技術保護的死人的肉身，只是作為符號的表征物或者說“生命的能指”，而癡享眾生的膜拜罷了。佛說，眾生平等，指的是身體，還是靈魂，是現世的生存，還是來世的可能？
    女兒抱著我，說是要某個玩具，其實她的玩具遍布各處，廢舊的也早已塞滿了幾個儲物箱，這和沒有一件玩具的我的童年形成鮮明對照：似乎她是幸福的。然而，在我看來，她依然是“不幸”的：她有許多的玩具，卻沒有一個兄弟姐妹；她不愿穿有亮片的衣服，因為怕幼兒園別的小朋友把它們扯壞，而她自己會把芭比娃娃拆得粉身碎骨；她懂得“獨善其身”，卻不太懂得愛惜、分享和禮讓。愛她的人像她的玩具一樣圍繞在她身邊，聽她的號令，鮮有人對抗她的意愿，爭奪她的需要，在她的世界里，幾乎沒有“他者”。不由地想起小時候我與哥哥的那些激烈的身體碰撞，為一件衣服或一塊糖；在一張床上彼此依靠，為了相互取暖；爭先恐后地幫母親打醬油，為了找回的幾分硬幣。然而，獨生的女兒卻是“獨身”一人，若干年后，她會像所有“00”后的孩子一樣越來越獨立，獨立地應對這個世界，與越來越多的“他者”交往，卻很難再體會到兄弟姐妹的情誼，體會到并肩奮斗的默契與快意。她是豐富的，又是單一的；她是熱鬧異常的，又是孤單落寞的；她是我們的，更是她自己的，歸根結底，她是屬于這個世界的。
    有一天，她突然伏在妻子耳邊，悄悄地說：“長大了我要和爸爸結婚！”剎那間，我悲欣交集。
 
 

   癸

在被時光切割的生活片段里，我只能寫詩，或者讀詩，比如讀卡瓦菲斯（Cavafy，1863—1933）：“肉體，不僅僅要記住你被愛得多深，/不僅僅要記住你躺臥的床榻，/還要記住那迎向你的/熾熱的雙眼中宣泄的欲望，/還有那抖顫的聲音——/而某些不期的障礙將它們擊潰。/所有這一切都已逝去，/你也幾乎已然屈服于/那些欲望——記住吧，/怎樣的閃耀，在望著你的雙眼里；/為了你，怎樣的聲音震顫，記住吧，肉體。”（《記住吧，肉體》）當詩人“剔除詩歌的一切繁復表達手法”（布羅茨基語）之后，詩才成其為詩，“世界”才回到世界，“身體”才回復到“年輕而美麗”的原始意義，雖然“貧乏”，卻格外真實。
    解構我們的身體，從解構自己的靈魂開始。這是此刻不得不為之的結語，卻又似乎是另一篇文字的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