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的文理分科就類似于把一條蚯蚓分成兩段，靠近頭的那一段存活率遠遠高于靠近尾部的那一段，理科是那頭，而文科自然而然就是尾部那一段了。
    重理輕文的現象從文理分科誕生的那一天就產生了，根源不在教育而在經濟。其實錢鐘書早在《論文人》一文中就有說道：“文學是倒霉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臨近著饑寒，附帶了疾病。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所以一般選擇文科的，多少都會給人一種窮酸的味道，仿佛以后他們出來就真成文丐似的。
    對于外界的看法，文科生是不太在乎的。這點像極了美國人的作風。里科克若是看到了半世紀后的中國文科生，定會硬撐著寫完一篇名為《文科生真古怪》的文章之后再去見上帝。
    文科生不僅政史地過硬，文章也寫得不賴。因而文字之于他們便如掌中的玩物：一來可以寫文投稿掙取生活費，二來寫封情書賺得佳人歸（不過一般幾率很小），再不行，專門替別人寫情書收小費也是不錯的。余杰說：“中國讀書人玩弄知識的情狀就跟大師傅揉面團差不多，揉來揉去還是那么一小塊面團，卻能千變萬化，令人眼花繚亂。”看來文科生以后找不到工作，去面點房揉面團應該也是輕車熟路的。
    只可惜文科那“面團”只有那么大，所以那些揉不出花樣的，日子就艱難，以后難免要找別人蹭飯吃。錢鐘書在《吃飯》中講道：“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臉面……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所以，同樣是吃人家的飯，有沒有臉面就和個人的經濟基礎掛上鉤了。
    話又說回來，那些找不到好工作的文科生不必覺得丟臉，因為那樣根本不算丟臉。魯迅在《說“面子”》中早已講明：“‘丟臉’一律，也是適用于上等人的。”
    不過文科生在讀書時，自我的感覺還是相當良好的，氣度絲毫不輸先哲圣賢，餓得前胸貼后背還可以痛陳某某國家的不人道。考試時，也可以靠語文的作文拿高分，從而在理科生面前揚眉吐氣。在寫作文這一方面，文科生個個都是行家里手，懂典故的可以搬出春秋的先哲們當考場先鋒，不懂典故的也可以仿著應付八股文的科考生杜撰“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栗”的模式，自創一句“名言”，然后再冠上黑格爾或者昆德拉的名號。
    文科班里從來都是陰盛陽衰，讓人極易聯想起女兒國里的情景。男生因為死記硬背的程度不及女生，因而考出的分數也如鼠婦一樣見不得光。男生們的境遇和《掘墓人》中異鄉人竟驚人的相似：異鄉人將陰郁的墓地打扮成花園來緩解人們對死亡的恐懼，但當瘟疫到來的時候，他還是免不了成為眾人眼中瘟疫的攜帶者；男生們極力想表現好點兒，以證明自己的存在，但是每次整個班級考試的分數不高時，男生便成了女生們“攻伐”的對象，她們總會說：“就是你們每次總是在后面吵啊吵的，害得人家都靜不下心來看書。”
    在文科班里，男生總是抬不起頭來。按照物以稀為貴的理論，男生本應享受國寶級的待遇，但無奈班里女生都是仲尼的信奉者，主張“貴賤有序”，于是分數慘淡的男生就一下子淪為整個班級的勞力了。一般不管班里的男生如何稀少，女生對于本班的男生都是看不上眼的，一個理科班的男性尖子生到了文科班就如同蘇丹雪里夫陛下到達非斯小鎮時的情景，光耀無比。
    賈平凹說：“世上的女人如同小販筐里的桃子，被挑到底，也被賣到完。”文科班的女生深諳此道，于是一個個跑到理科班去推銷自己。然而毛遂自薦式的“直銷”，在中國很難打開局面，因為一般人難以區分直銷和傳銷。為了避免掉進火炕，理科班的男生只得咽了咽口水之后將其拒之門外。
    另一方面，也是那些女生太能講了，“講一件事能從盤古開天地講起，慢慢地進入本題，亦能枝節橫生，終于忘記本題是什么”（梁實秋《談話的藝術》）。不過這也不能怪誰，文科生本來就容易陷入混沌的狀態，經常為了 “窗外的那棵樹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爭得臉紅脖子粗的。經常老師上課講的是魯迅的文章，但私底下，文科生們看的卻是安妮寶貝的小說。于是他們寫文章很容易寫出混搭風：我。竟也。不曾。留心。只好。作罷。
    這種混搭風很有延續性，甚至在他們工作后。工作后，文科生們為了擺脫窘境，不得不同時兼著好幾份工作，所以當你看到有人穿著廚師服來向你推銷保險時，千萬不要感到詫異。
    他們努力工作就是為了能跟上時代的步伐，無奈時代的腳像生出了翅膀一般，走得飛快。不管自己處境如何，對于明天，文科生們“心里又生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開始冒煙，似乎一切會有辦法”（錢鐘書《圍城》）。     歷來，戲曲臉譜都喜用象征的手法，如白表奸詐，黑表勇猛。以此推之，若要為貧困生畫一臉譜，萎黃便是不二選擇。因為在世人的眼里，是容不得貧困生面色紅潤的，硬生生地把他們跟“營養不良”這四個字掛上鉤。
    因此，一旦有貧困生吃個五塊錢的米粉，就會有人跳出來大罵該生揮霍父母的血汗錢，仿佛那人自己拿著父母的老本買車買鉆戒就不是揮霍而是為國家拉動內需一樣。若是吃個粉也算是揮霍的話，那么貧困生大概只有跟在被城管追著滿街跑的小販后面買饅頭吃才算是符合身份的吧。
    而且貧困生是不能擁有愛情的，因為在中國女人都是頂級的奢侈品，談戀愛時你得買得起迪奧，結婚時你得買得起奧迪。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像馬克·吐溫（Mark Twain）所說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木筏上，見不到其他糧食的時候”。
    在大學里，有一樣東西是不能小覷的，那就是國家勵志獎學金，它幾乎是所有貧困生為之拼命學習的最主要的動力，沒有之一。其次就是國家助學金了。其實國家助學金可以換一個更妥帖的名稱，那就是大學貧困生基金，正如《百家講壇》叫《文史講壇》更為貼切一樣。只可惜《百家講壇》在講完《聊齋》、《論語》、金庸小說之后就閉口不談一丁點兒跟文學沾邊的東西，只剩下一個“史”了。
左拉（Emile Zola）在《陪襯人》里所描述的巴黎，一切都能出賣，愚笨的姑娘和伶俐的女郎，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而貧困生為了拿到助學金，能出賣的就只有自由了：不遲到、不早退、不曠課、按時休息、不吃上五塊錢的飯菜……
    有一種情況是讓貧困生最最尷尬的了，那就是在捐款的時候。不捐不行，捐少了不行，捐多了……更不行。這就是中國的雙向標準，如同國內通訊公司的雙向收費以及保健產品宣傳的雙向調節作用一樣。富庶子弟捐多點錢那是社會責任感的體現，而貧困生捐多了，那就成了對自己、學校、家庭、社會的不負責任，他得向班里、班主任、校領導一一說明自己的錢是在平時一分一毛地省下來的（其他理由一律無效），否則以后就休想拿到獎、助學金了。然而他解釋清楚之后，班里找他借錢的人卻如蜂逐蜜。
    國人骨子里很有一種排異的色彩，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便會有種看戲似的心情。于是，只要貧困生有一點兒做得不好的地方，新聞就會鋪天蓋地。人們所關注的永遠是當事人所代表的那一類人，而至于當事人本身“不過像在無邊的海里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魯迅《論人言可畏》）。這也不難理解中國為什么有那么多的派別，武林有八大派，中醫有四大家，就連天上的神仙也有佛道之分。
    貧困生即使努力學習，當上醫生來為普羅大眾解除病痛也絲毫不能換取人們的好感。這點，在卡夫卡（Franz Kafka ）的《鄉村醫生》里就有所體現。因為，人們需要解救的不是疾病而是靈魂。這個社會，自私自利的人都能廁中成佛，而貧困生見義勇為就會被指責動機不純。
    歐·亨利（O. Henry）《警察與贊美詩》中的流浪漢蘇比嘗試了很多在他自己看來很不道德的、甚至稱得上犯罪的事實，只想著被抓入監獄度過苦難的冬天；馬加爵入獄招供時坦言：“囚衣，這是我穿過的最好的衣服。”個中辛酸，不忍細說。
    有時，我不得不佩服國人的造詞能力，一個詞語就能囊括一類人，如知青、80后……但是，“貧困生”例外，它是一個不該出現的、帶有濃厚主觀意識的詞。     他們既沒有優等生那樣傲人的成績，也沒有差等生那種破罐子破摔的心態，因而沒有任何資本來說出自己的心聲。洛克說：“最低級的自由便是大聲說出自己心里話的自由。”如此看來，中等生反倒成了一種低級的存在。
    沒有話語權的中等生，自然格外珍惜每次說話的機會，總是惜字如金，于是久而久之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數。魯迅曾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但中等生們內心不夠悲憤，對生活也有諸多留戀，于是爆發而不能，死亦是萬萬不能，便折中而行，成了憤怒的行尸走肉。
    有憤怒而無處排解，內心自是痛苦的。快樂便成了他們生活唯一的動力。快樂是什么？怎樣才算快樂？恐怕連他們也說不清楚。最可怕的是，到頭來他們發現連快樂也是虛妄的。錯，應該說快樂本就是虛妄的，你看快樂的英文發音不就是“嗨，屁”嗎？錢鐘書先生在《論快樂》里說道：“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電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中等生似乎更容易受到快樂的蠱惑而做出叛逆出格的事來。不要感到驚詫，近年來那些乖乖仔傷人、墮胎的事情也不在少數了。
    令人費解的是，中等生是班上的大多數，于整個班級而言卻是尷尬的存在。他們的成績算不上優秀，所以不會受到任課老師的重視；他們中規中矩，本本分分，自然也不會受到班主任的“特殊關照”。
    如果按照事情的既定軌跡發展的話，他們應該會一如既往地埋頭苦讀，不談戀愛，不闖禍，然后考個一般的本科院校。然后在放榜的時候，大家驚訝得張大了嘴巴：“原來班上還有這么一號人！”
    深受中庸之道影響的中等生，倒真真成了“中于外而庸于內”了。不，應該是“庸于外而躁于內”。因為相對于其他人而言，中等生的心里是最為躁動不安的：先哲們會告訴優等生“學而優則仕”，而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則會頗為自豪地告訴差等生“混得好的大多都是不被老師看好的差生”，至于中等生，則仿佛成了雞肋，留和舍都是一種謬誤，故而難逃被忽視的下場。
    與學校里的忽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家長過于熱切的期盼，各種望子成龍的拔苗助長的方式都一股腦地用在了中等生的身上，諸如增加營養、家教補習、物質激勵……而中等生卻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儼然成了一種試驗品，活生生地嵌入了家長的英雄夢。故而自己的生活沒有了價值（價值已被強加），只剩下僅有的那點兒嗜好。長大后，中等生突破家長和學校的束縛，享受了極大的自由，一時間竟還茫然無措，只得把自己的嗜好改造成價值來引導自己。這樣的生活無疑是悲哀的，用錢鐘書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把嗜好跟價值混為一談，變作人面獸心，真有點兒對不住達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