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虛托邦
——記北京青年詩會
 
陳慶/文


資料圖
 
“我的詩從泥濘中長出”——江　汀

“出于追求的共同心，也出于擊不倒的苦難”——蘇豐雷
 
錯置與混雜在我們的時代成為了一種常態，虛無如饕餮一般張著大口，戴上各式各樣的面具行使它誘惑的伎倆，也讓食道往往被裝飾得如同通道一般。然而那引我們上升的“偉大女性”已經不見蹤影，繆斯也被現代生活這一怪物放逐到人跡罕至的孤島，我們赤身地跋涉在布滿灘涂與淤泥的草地上，而這便是我們的泥濘，這便是我們的現場。我們只能選擇在這樣的泥濘中進行生長，在晦暗中書寫，在向上與向下的雙重維度中與虛無進行較量。

北京青年詩會便是在如此的泥濘中崛起的力量，它匯聚了那些不愿沉陷的青年詩歌寫作者，他們在泥濘中扎根，以當下的晦暗作為養料，以寫作開掘那片淤積的草場，從而泥濘反而成為了浸染他們筆尖的墨汁，同時作為一個團體他們也以一種“虛體”或者說“虛托邦”（夏可君先生提出的概念，對應于空想的“烏托邦”以及?？滤岢龅摹爱愅邪睢保┑臉討B在彼此間形成共通的要素，又通過話語打開了介入公共現實的可能性。這也使得它不只是在文學的內部運行，同時也呈現為一種詩歌現象，在詩歌活動、話語空間、詩歌主體之間呈現出諸多值得思考的樣態。
 
一、再論青年精神

中國的新文學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而生長壯大。面對著強大的原有體制的固化力量，五四一代選擇以西方的價值跳出原有的體系之外，通過一種帶有蠻勁的對抗，以獲得擺脫的希望?！暗隆迸c“賽”兩位先生，前者是以個體為根基的西方現代政治體制，后者則是基于“幾何理性”而發展起來的知識體系，而這兩者自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戊戌一代知識分子開始都被感受為最為異質的，從抵制到接受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一種抗爭的轉移。正是以此，《新青年》的創始人陳獨秀發起一場“國民運動”，以達到“徹底之覺悟”。而在此之先，梁啟超與黃遵憲并提白話文問題，胡適則為白話文學運動制定具體的綱要，而這種變化一方面是話語方式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話語內容，“舊瓶裝新酒”的不可能，使得人們產生了一種形式的自覺。

而在這樣一場運動中，無論是在文化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是青年群體在發揮著主體的作用。而“青年”一詞的內涵肇始于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在其中其將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中雖振奮但略顯虛妄的“少年”重新表述為“青年”，并將其內涵定義為“有以自覺而奮斗耳”，并解釋道：“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奮斗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倍鴱闹锌梢钥闯觯@里的“青年”概念并不是以生命時間來進行界定，而是以心智、心性來界定，它是一種精神概念，凡具備“有以自覺而奮斗耳”之人，無論年齡幾何，皆可歸于青年，也正如陳獨秀所說：“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英美人相勸之辭也?！笔聦嵣夏贻p人的無知、無謂在破舊立新的行為中確實可以發揮摧枯拉朽的作用，然而在其時事實上還有著另外的青年群體的存在，那便是以“胡適”“魯迅”為代表的“大齡”青年，自覺之深刻，奮斗之持久正是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

憶舊以思新，可以說“北京青年詩會”中的“青年”也便是這樣一種精神的概念，一方面除了以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詩人的主體之外，還有著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如陳家坪、孫磊、阿西等人的參與，另一方面這里的青年精神表現在為著值得承擔的責任而奮斗，在駁雜的眾聲喧嘩中開辟路徑，在如深淵般虛無的時代以寫作堅守并實踐著超越，也就是說他們還處在未完成的途中，作為新生的力量對文化輸入新的血液。然而時代的不同也會帶來不同的要求與樣態，他們沒有五四一代的奮進，也沒有八十年代躁動般的狂飆突進，卻有著更為隱忍的自覺，有著如工匠般的耐心與細致。在對五四的反思中，因其當時現實的文化處境，對舊有的體系進行全面的反對，而在我們從其中跋涉而出的今天，單一的反對傳統已經不再可能，而是必須以自身的方式對其進行承繼與轉化，否則舊體系的幽靈仍然會呼嘯著返回；同時那種單純依靠文化的異質性，依靠外來文化的輸入來進行普及式的創新，也無法真正地解決問題，如何在駁雜無序的現象中面對問題并且通過自身的寫作解決問題才是當今時代新的要求。不像五四與八十年代的青年，外來文化大量涌入所帶來的新鮮感與震動，新一代的青年的成長沐浴在富足的文化水土之中。而問題在于對西方文化與文學“翻譯”式的創新漸漸無法再成立，而新的現象的出現使得原有的理論與表述形式瀕于失效的處境。而青年的職責便是如何在這樣的水土中生長出自身的喬木，對所處的歷史語境有以自覺，對被賦予給我們的使命緊咬住不放。
 
二、詩語共通

中國新文學的產生，最初與啟蒙的要求是一體的。然而正如前輩學人李澤厚所指出的，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往往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使得啟蒙的工作并沒有完成。五四自不必怠言，而在八十年代，“今天文學研究會”也因為是否“行動”而產生過分歧，并導致內部人員的分散。反思與行動從最初的并行，到最后后者的需求壓倒前者。這事實上涉及到作為詩歌寫作者應當以何種方式介入當下，如何與現實發生關系的問題。詩人以詩歌寫作本身來行事，促成“正義”的發生，以此塑建“詩性正義”或者說“詩歌正義”的力量，然而同時也需要以此為基礎介入公共的話語空間之中，達成詩歌寫作者之間的共通，以及與其他種類的創作者的共通。并且如今的處境則是，話語與行動雙重受限，我們只能在被規劃的領域內言談與行事，然而行動的限制遠遠超過話語的性質，特別是在詩歌的話語之中，因其“無用”反倒獲得更多的自由。正如建國之后五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一樣，事實上各種各樣的討論并不僅僅在于美學方面，而只是在美學方面沒有淪為像其它領域內的政治批評，在有限的領域內產生了各種差異的話語。北京青年詩會并不像當年的“今天文學研究會”，它沒有具體的章程，也沒有定期刊印文學的刊物，而是以每年一次的形式由詩歌展開展公共話題的討論。從“橋與門”、“成為同時代人”到“詩歌正義”，所展開的是從詩歌寫作者所關注的問題出發而進行的討論。而這是在中國的各個詩歌團體中第一次出現的現象。這并不是說詩歌寫作者能夠完成如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般的任務。而是說詩人們有意識的介入到公共空間與話語之中，以自身的寫作為基礎，對我們當下存在以及文化狀況的分擔與交流。八十年代曾經有過類似的形式，在各個領域的人都對我們所處的共同處境以及出路有著關切，然而之后的行動事實上再次阻斷了這種反思意識的行進。而現有的環境中，藝術以一種經濟利潤的規則運行可以無視這樣的需要，而學術領域各種分化的聲音因其差異的嚴重而不再有對話的可能，但分化又恰恰是思想重新發源的契機。因此這樣的形式的有效性還在于，它容納了各種差異的聲音，也讓更多身處不同處境的人可以加入進來，北京青年詩會的氣質是平民的或者說是游弋在各種隔閡之外的，它在現實的空間之外開拓虛化的空間，而這樣的虛化的空間才能保證話語的可能性。生存的處境與文化的處境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并且一種詩歌寫作中更高層面上的問題覺醒也需要以這種方式出現。在詩歌與文學邊緣化的今天，不是對漠然的心靈無視并自身孤立，而是主動地走向可以照耀心靈的場域中，走到可以對話的空間中?？赡芤淮蔚挠懻摬⒉荒苷嬲a生問題的解決方案，然而它卻起到了一種聯通的作用，使得同時代的人不再僅僅是“鄰居”，而是可以發生關系的“鄰人”。同時賦予它思想啟蒙的任務也太過沉重，這需要眾多領域的完成，然而它卻涉及到詩人的形象與自我意識的轉變。詩歌不再是一種與現實無關的語詞愉悅，詩人也不再是只會喝酒、調情的后現代痞子，而是可以在文化以及公共話題上有所貢獻的人。當我們領會奧登的“詩的無用”以及布羅茨基的“美學高于倫理”時，不應該忘記他們在現實領域有過怎么樣的努力，在文化因素上有著多么豐富的承擔，以及在他們個人的語境中這種表述又包含著怎樣的辛酸。詩人是通過詩歌對現實以及世界進行把握，對文化之源進行接續的人。像里爾克詩歌中的哲思，弗羅斯特田園詩背后關于自然的思想，以及策蘭對于昏暗現實的面對以及對于那種包含真理的源初語言的探索。如果我們這一代青年詩人無法完成在這樣的程度上的建樹，那么只能說我們的自覺與奮斗還不夠，后來的青年也必將重新完成。

可以看到從第一屆詩會開始，北京青年詩會便是在關注一種共通的可能性，比如“橋與門”這一主題，按照發起人之一的張光昕的說法，來自與齊美爾《橋與門》一書，而齊美爾在此書中寫道：“橋梁的美學價值在于，它使分者相連?！?、“通過門，有界的和無界的相互交界……跟橋相反，橋將有限的跟無限的聯系起來”；第二屆的討論依據的則是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的《何為同時代人》一文，事實上阿甘本所針對的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如何熏蘸當下的晦暗而進行寫作，另一方面則是如何以插入的方式打開歷史的時間，而從北京青年詩會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他們在這兩個向度上的努力；第三屆的問題所關注的則是詩歌正義或者詩性正義的問題，它旨在在詩的無用中達到“無為而無所不為”的境地。從歷屆的討論中可以看出討論的話題看似是以西方的理論為視角，但事實上卻是基于詩會成員以及他們的鄰人所切身關注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在寫作與問題、自身與他人之間建立了橋梁，而相信隨著北京青年詩會的進行，它也必將從自身所面對的現象中產生更多新的問題與視角。而另一方面，北京青年詩會的形式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它不僅僅是思想的碰撞，同時也是通過寫作而對思想進行檢驗與實踐，在思想與寫作之間進行交換，所想與所為在這一點上到達一致。
 
三、虛體實用

而從剛剛出版的《在彼此身上創造懸崖——北京青年詩會詩選》中，可以看到在這些詩人的寫作中共通之處來自于對于現實以及人之生存處境的關注與承擔，并且都容納了一種錯置的體驗，容納了現實的逼迫所帶來的窒息感，無論是在江汀以一種沉寂的語調所進行的內心獨白中對于“鄰人之光”的觀察，還是陳家坪寓言式的對于權力的表述，張杭以一種話劇場景般的描摹對于現實的批駁與調侃，以及蘇豐雷那種對“苦難”以及“共同心”的細微體認，李浩的在一種“圣言”形式中容納面向現實的哀歌與祈禱，從中都可以看到一種“苦悶”與“憂患”的意識，就連昆鳥那里的頑童式的、戲謔式的表述在背后也隱藏著種種追索與反思。直白地講，我們活得都不輕松，現實無形的逼迫如同白色霾氣般擠壓著我們呼吸的空間。然而這種時代的逼迫卻打開了彼此之間的門，建立了我們面對同時代的鄰人的橋梁。而這種苦悶事實上來自于眾多錯置狀態的存在，我們在共同的草場上放牧，而牧場卻被鐵絲、電網早早地限制，這造成了現實與虛擬的錯置、過往與現實的錯置、對與錯的錯置。我們以一輛破舊的木馬車提前走向了灘涂與淤泥。在這本詩選中可以看到因這種錯置所產生的沖力所帶來的詩歌作品的成型，一些成熟或者說成型的作品已經存在。然而這種共通卻還并不足夠，處境的共通不等于美學上的共通，而美學上的共通事實上是更深層次的共通，只有它才能容納更多以及更深刻的差異，否則表面的共通會因逐漸生長的差異造成分離。北京青年詩會的存在，以及它是否能對自身的任務有所完成，在于這種深層的共通是否能夠真正達成。

北京青年詩會事實上是由“異邦人”或者說“外省人”所組成的，文化的富足，現代都市生活所帶來的孤獨感、冷漠感、虛無感，以及鄉村經驗與城市經驗的錯置，事實上都存在于這些詩人的寫作之中。而這樣的團體卻是以“虛”的樣態而存在著，沒有組織性的章程，沒有機械化的體系分工。而正是這樣一種樣態打開了詩歌書寫行為與詩歌活動新的維度、新的可能性。詩人們以一種親密的友誼而相互聯系，親密到可以容納異意與競爭，它不再是以一種團體的方式渴望著所謂的“突圍”，而是在共同隱忍中對共同工作的承擔。事實上這種隱忍并不像八十年代詩歌團體的樣貌，而是更接近七十年代地下詩歌的脈流，雖然詩會成員也在不間斷地出版各自的詩集，然而首先卻是來自彼此間的閱讀與批評，這正是詩會對于其成員的寫作的助益所在。像朦朧詩一樣的影響不會也不應該再出現，因為過分容易獲得的榮譽與成就往往容易讓人止步于一些并不深刻的界限之內。隨著北京青年詩會的壯大，各種榮譽的誘惑事實上帶來的是真正的考驗。反而這種虛體的形式，卻能帶來實際的效果。在無用的領域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可以超出現實存在的界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默然中讓一些事實能夠確立和發生。同時虛體本身卻可以滋生出不同的實體，它為成員帶來的并不是束縛，反而是一種支持，就像高大的高山榕樹，它的枝能夠重新在合適的地點與時間生根。在與詩人陳家坪的交流中，他有一種很有意思的表述，按照他的說法，北京青年詩會是“虛”的，沒有具體的存在，其中任何一個成員不論走到哪里，也不論在何時都可以以自身攜帶著北京青年詩會，正像一個猶太人無論流落到什么地點，都可以攜帶著整個民族。相較于西方的“實體”，中國文化中一直所注重的是“虛體”的力量，它是一種變動的、生成的狀態，容納法則又每一次重組法則，產生實用卻又不落入體系的窠臼，保持個體屬性但隨身攜帶他者的幽靈，而正是以“虛體”出發所構建出的不再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之上的“烏托邦”，而是面對現實尋求呼吸與共通契機的“虛托邦”。北京青年詩會正是這樣的存在，它總是虛位以待，它總是一處游弋的虛托邦空間。
 
 
2017年8月
寫于廣州，改于北京

來源：陳家坪供稿